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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有光:大政府vs小政府:哪种情况民众更快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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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易研究局出品——如何更快乐

你快乐吗?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?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?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?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
NO.044 大政府vs小政府:哪种情况民众更快乐?

我们以前讨论过市场的功能与政府的功能,但还有这两者的相对大小的问题,包括政府支出应该多少等问题。多数经济学者,尤其是比较右倾的芝加哥学派,认为应该实行“大社会、小政府”的原则,除了保护产权与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必要公共物品,政府的管制与支出,越小越好。

这种观点大致基于两个主要原因。第一,私人支出是用自己的钱,人们会自己节约;政府支出是用公家的钱,会有很多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地方,政府越管越糟糕,像张维迎说的,政府无论怎样做,都不能做好。第二,政府支出的钱来自税收,而税收除了行政成本,还有经济学者更加重视的扭曲人们的选择的,或打击人们生产激励的超额成本。征税100亿元,对经济造成的成本不是100亿元,而是130亿元,约有30%的超额成本。

这两个原因,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,但却有许多经济学者忽视的许多其他因素,大致超额抵消上述两个因素,使许多情形,是恰当地增加公共支出,更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。现在,我们要讨论一些造成私人消费的无效性的因素。下一两篇文章,我们会讨论为何经济学者高估公共支出的成本,与一些不但没有超额成本,反而有负的超额成本,或有超额利益,甚至完全没有成本的税收。征税100亿元,对经济造成的成本不是130亿元,而是低于100亿元,甚至是0元。

不能否认,在温饱与小康之前,尤其是在衣食住行等必需品上,足够的消费是非常重要的,是能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的。不过,在温饱与小康之后,大致而言,尤其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,更多的私人消费,并不能够明显地增加快乐。既然快乐才是最终目的,如果私人消费已经不能增加快乐。减少私人消费的公共支出,也许用金钱来衡量是昂贵的,但是用快乐来衡量却很划算。因为快乐,而不是金钱,才是我们生活的终极目标,用金钱而不是快乐来衡量公共支出的作用,过高地估计了其最终的成本。(关于在转型中的国家公共支出与快乐的正关系,见Perovic& Golem 2010。)

为何人们依然追逐金钱?私人消费的无效率

如果更多的收入不能提高快乐,为何人们依然忙碌于对金钱的追逐?这可以用以下各种原因来解释:(a)环境破坏效应,(b)相对收入或相对消费效应,(c)对适应效应估计不足,关于这点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(d)非理性物质偏见。前两者是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和现有的经济学一致,但是并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者充分强调。后两者则需要对经济学进行拓展,使之超越现有的生产和偏好框架(对此,Ng 2003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)

环境效应

对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,会通过投入使用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(包括不同形式的污染、堵塞、乱砍乱伐等)。理想的状态应该是,根据对这些环境破坏效应所带来社会成本的估计而征收相应的税款。然而这一点大体上来讲这没有做到,至少做的还不够充分。尽管许多国家,包括中国,都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,但从全球水平来看,由于环境破坏具有的重要的全球性特征,国家性的措施明显不足。生产与消费对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,于是,个人的理性导致了过度的消费和生产。

相对收入效应

相对收入(个人收入相对于他人的收入)的重要性早就毋庸质疑,并且从Rae(1834) 和Veblen(1899)到Frank(1999)一直被经济学者们讨论着。然而,最近的研究揭示了相对地位(相对于绝对地位)的重要性甚至达到了一种令大多数人,包括我自己在内,难以致信的程度。例如,学者发现,收入对快乐仅具有微弱影响,而收入的比较却对快乐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(如:Clark和Oswald 1996)。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卫生保健领域的。人们可能会预期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在这一领域是很小的,而绝对地位的重要性则占据上风。但是,即使是在卫生保健方面,相对地位也比绝对地位更为重要(Wilkinson 1997)。那些相对较穷的人,尽管具有更高的绝对收入和更好的医疗保健,其健康状况却比绝对收入较低但是相对收入较高的人更差[1]。

对于个人而言,收入的增加会同时提高她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。因此,收入的增加会被看作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孩子的朋友或同学都有昂贵的生日礼物,你也不得不给你的孩子也买一个昂贵的。如果你的朋友们都拥有了豪华的汽车,你对自己那辆普通汽车的满意度就会下降。因此,个人的最优化再一次导致了过度的消费与生产。

相对地位的重要性,以及对它的追求可能会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程度,可以用生物学的进化论来解释。在动物群体(直到人类的近亲智人)中,处于最高地位的雄性拥有和群体中所有适龄雌性交配的机会。由于相互竞争,你要获得能够与异性交配的机会,单单优秀还不够,还要能够胜过对方。

过度的物质主义倾向

大多数人们都知道动物,例如老鼠、松鼠、蚂蚁和蜜蜂等,会本能地储存食物。显然,食物的储存提高了动物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,因为它降低了死于饥饿的概率。类似地,人类也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储物本能。在现代商业社会中,这体现为人们对金钱不知厌倦的追求,甚至牺牲了对快乐更为重要的东西,例如友谊、家庭和自由,而达到了减低人们福祉的程度。虽然人类的确是地球上最理性的生物,但是我们仍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,部分是因为设计(在遗传基因上)实现完全理性的成本过高,部分则是因为进化主要取决于物种的适生性而非其福祉(Ng, 1995, 1996)。

我们是在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中成长的。在这种社会中,商业广告无时不在,无所不在,激励着我们去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。很多广告活动不但造成过度的消费,更给人们带来了不快乐。正如某大型商业机构的一个最高层管理者所承认的那样,“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妇女们对其所拥有的感到不快乐”(引用自Walsh & Gillespie 1990, 第5页)。之所以存在过度的着重消费的倾向,是因为人们只能通过卖出商品或服务来获取利润,而不是通过出售闲暇或快乐。我们的累积本能和商业广告结合在一起,从而创造出一种强烈的过度物质主义的倾向。这种倾向进一步和相对消费效应相结合,最终导致过度的消费。

我们在下一星期要讨论经济学者对公共支出的成本的过高估计。征收一百亿元的收入或消费税,对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多少?读者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吗?

文献

Clark, A. E., & Oswald, A. J. (1996).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income. Journal of publiceconomics, 61(3), 359-381.

FRANK, R. H. (1999). LuxuryFever: Why Money Fails to Satisfy in an Era of Excess. New York: The FreePress.

NG, Yew-Kwang (1995).Towards welfare biology: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suffering, Biology and Philosophy,10: 255-285.

NG, Yew-Kwang (1996).Complex niches favour rational species.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, 179: 303–311.

NG, Yew-Kwang (2003).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: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.SocialChoice and Welfare,20(2): 307-350.

PEROVIC, Lena M. &GOLEM, Sivia(2010). Investigating macroeconomic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intransitioncountries: How important is government expenditure? Eastern EuropeanEconomics,48(4): 59–75.

RAE, J. (1834). New Principlesof Political Economy. Reprinted as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Capital:Being a Complete Reprint of the New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, 1905,The Macmillan Company.

TREMBLAY, L. &SCHULTS, W. (1999). Relative reward preference in primate orbitofrontal cortex.Nature, 398: 704–708.

VEBLEN, T. (1899). The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. New York: Macmillan.

WALSH, D. &GILLESPIE, A. (1990). Designer Kids: Consumerism and Competition: When Is ItAll Too Much? Minneapolis, MN: Deaconess Press.

WATANABE, M. (1999).Neurobiology: Attraction is relative not absolute. Nature 398: 661–663.

WILKINSON, R. G. (1997). Health inequalities: Relative or absolutematerial standards? British Medical Journal, 314 (22): 591–595.

[1]关于偏好相对性的神经学上的直接证据,请参考Tremblay和Schultz(1999),以及Watanabe (1999).

往期回顾:

https://c.m.163.com/news/s/S1578293650996.html

黄有光简介: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(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)经济学学士学位,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(Reader),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(personal chair)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(Emeritus Professor)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,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(Distinguished Fellow)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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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杨泽宇_NF603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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